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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宗強先生二三事
來源: 中華讀書報發稿時間: 2020-05-09 13:25

  文/祝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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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識

  印象比較清楚,可以確定的第一次見到羅先生,是在北村郝世峯先生家裏。那是我上本科第一年,父執陳慧先生出了新書,讓我帶給郝先生。那天下午,正好羅先生來找郝先生談事兒。那幾年,郝先生是中文系系主任。郝先生坐在一個比較低的躺椅上,向後半坐半仰着。羅先生坐在他側前方的一張高椅上,比較端正。郝先生的夫人汪老師一邊拖地板一邊插話,直呼羅宗強。他們兩位和陳先生都是南開大學一九五六級的老同學。當時他們聊系裏的事兒,我既不懂,更不敢説話,只稍坐了一會兒就告辭了。給我的感覺,羅先生與侯寶林的臉形面貌有幾分相像。還有就是他們二位先生有幾句對話,我一直記得。八十年代中期,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工資雖有提高,但相對其他行業仍是中等偏下。當時流行一句民諺:“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説的一點兒不誇張。一九七九年之前,大學教師工資平均不到六十元,不如工廠裏的一個八級工。八五年到八七年,大學副教授,一個月九十多塊錢。有點兒資歷的正教授,大概也不過一百三四十元左右,但這就已經讓同僚很羨慕了。北京、天津,是所謂六類城市,上海是八類城市,比石家莊的工資水平高個等級,同一個工資級別,在北京、天津就比石家莊高出八到二十塊錢。他們就聊到這個話題,抱怨教師們的工資少待遇低。郝先生很認真地説了句話,有點兒像希望,但更多的是展望,但那口氣,分明可以讓人聽出來,郝先生自己也認為這個目標太過美好,短期內不可能實現。而在當時的我猛的聽來,覺得郝先生能一下子説出那樣一個大數目,真是個有氣魄的人。郝先生很鄭重地對羅先生説:“咱們這些大學教授,一個月要是能有五百元,才能有點兒體面和尊嚴。”

  上本科時,系裏的大教授給我們上課的已經不多了,一是中青年教師都起來了,二是三十年代出生、五十年代上大學的那一代教師,年紀一般也都稍偏大,大多都五十多歲了,像羅先生這樣的名教授,主要精力放在帶研究生、博士生上。儘管如此,本科時,那一輩的老師還是有幾位給我們正經上過課,比如,劉叔新、宋玉柱給我們上過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薛寶琨講過民間文學,張聖康講美學概論,張菊香開過周作人研究,楊自翔上過漢語方言,孫昌武上過佛學與文學,等等,但是不多。一九八九年,郝先生不當系主任後,中間有一段時間,是副系主任崔寶衡先生主持系務,後來系主任就是羅先生了。

  羅宗強先生

  二,講座

  羅先生當系主任後,有時開學,或者系裏開個什麼會,講過兩次話,這個還有點兒印象。另外,他積極為學生們張羅學術講座。記得羅先生還帶頭兒,親自出馬,在主樓218,講過一次,同學來聽的人很多,教室坐滿了。但請恕我直言,大多數同學,對於羅先生本人的興趣,要大於對他所講的學問的興趣。我和大家一樣,講的具體內容,現在都不記得什麼了。只記得羅先生講座的風格,恰與多年後風靡一時的央視“百家講壇”形成強烈反差,“百家講壇”是口若懸河説評書,只求億萬觀眾都愛聽;羅先生是苦口婆心來教導,不管你愛聽不愛聽。羅先生口音重,我們聽不大懂,而且比較細碎,就是讓大家要專心做學問,做學問要耐住寂寞清貧,要珍惜時間,下苦功夫,諸如此類。他經常訓誡我們的一句話,就是叫我們不要玩兒花拳繡腿,寫那些時髦文章,用他的話説就是,那些東西都“與草木同朽”。——本科那幾年,劉曉博同學經常用這句話和我開玩笑,一邊嚇唬,一邊批評教育。他會冷不丁地作勢把臉一板,眼睛一瞪,擰着小眉頭,用右手食指指點着我,學着羅先生的口氣教訓道:祝老,你不能這樣!你這些東西都是與草木同朽!因為這種強化訓導,這幾十年來,我一想到羅先生,就會聯想到羅先生訓我們的這句話。

  那時,羅先生眼界甚高,學界雜誌能入他法眼的,也就《文學遺產》《讀書》幾家。當時南開老師能在《文學遺產》《讀書》上發文章的,屈指可數,寧宗一先生是一個,羅先生是一個。做學問,羅先生則以復旦大學的陳尚君為我們的榜樣,讓我們向他看齊——但顯然,這樣的目標對我們來説,同樣是過於高遠了。

  因為搞學術講座,羅先生在當系主任那幾年,請了不少名家。比如,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新聞出版署在天津組織古籍整理出版的一個專家會議。羅先生藉機,從會上請來好幾位:中華書局總編傅璇琮,南京大學古文獻所所長周勳初,復旦大學古文獻所所長章培恆,四川大學古籍所所長曾棗莊。講座是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在主樓東頭兒111大階梯教室舉辦的。因為幾位學者集中來天津一趟不容易,時間緊張,就被羅先生湊在一起,在一個下午聯袂亮相,一位講完,另一位就接着講。後來我們體會到羅先生一番苦心,他無非是想給我們這些年輕學生開開眼,見識一下名學者。曾先生講他主持的《全宋文》的編輯工作,兼談宋代文化;章先生講明代文學,認為中國文學在近代大大落後於世界潮流,早在明代就露端倪,在《十日談》問世幾百年後的“三言二拍”裏,封建觀念仍相當濃厚;周先生介紹了他對王國維和陳寅恪兩位治學方法和學術風格的看法;傅先生專門準備了一個題目:古典文學與學術史的研究,他認為,在古典文學領域,長期存在着“顯學”與“冷門”,這種不平衡狀態不利於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傅先生還強調了一點,研究文學史要視野開闊,比如《文心雕龍》,不僅要看到它的文學史價值,還要看到它的學術史價值。

  三,不能不提到葉振華

  我們大多數學生和羅先生接觸少,他給我們這些學生的印象,就是嚴肅,嚴謹,刻苦,視學問為生命,甚而我們會誤解,認為他是一個刻板的人,只會做學問。其實這只是一個方面。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一九九一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輯署名是潘淏,其實就是潘建國,此書是老潘向羅先生約稿。羅先生的著作裏,這是最為他掙得聲名的一本兒,影響超出古典文學研究界,甚至超出學術界。當年,《中國社會科學》《文學遺產》都發表了此書的書評,《讀書》雜誌甚至發了兩篇,其中一篇是時任文化部長王蒙寫的,八千字長文。當然,這本書也是羅先生自己最看重的。這本書的封面書名題簽者,叫葉振華。

  葉老師大我們一輩,是我們老師輩兒。可後來混熟了,我們一班小年輕兒就沒大沒小,偶爾也敢當面叫他老葉。在當代,在我接觸的範圍內,如果要説南開乃至京津兩地還有什麼名士,那就是葉振華葉老師。名士的幾個硬條件,葉老師都滿足:一,有真學問。他一九七九年考上楊翼驤先生碩士,是楊先生新時期的開山弟子,也是新時期第一代研究生。他知識博雜,本專業的史學史不在話下,他還在中文系、歷史系開京劇史課,也講書法史和《周易》。九十年代初就在《中國社會科學》發過文章;二,一筆好書法;三,嗜煙酒;四,狂放,不拘小節,常出驚人之語。一次他對孫立羣的孩子説:“你爸爸搞魏晉南北朝史,是一攤屎,我搞史學史,是兩攤屎。”有一年他們老同學聚會,葉振華穿着一雙拖鞋,就上了火車來北京;五,生活要比較潦倒,而且要在生活比較潦倒的情況下,仍發自內心地視金錢如糞土,視職稱如寇仇。——所以,從書法水平和名士風度這兩個角度講,羅先生請葉老師來題《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在精神內容上那是很搭配的,當然很合適。不過按世俗常情,請人題寫書名和請人為自己的書寫序一樣,一般情況下都是要請比自己年長,資望比自己高的人,至少也得是同輩。可問題是,葉老師是一九四九生人,比羅先生小將近二十歲。而羅先生這麼重要的一本書,他居然不拘俗禮,請一個晚輩題簽,説明什麼?竊以為,無外乎人以羣分,英雄相惜,羅先生看重的是精神上的知音和性情上的投緣。

  還有一件事,可以體現古典的羅先生的另一面。羅先生在古稀之年,偶然讀到海子的詩,激賞不已,專門下功夫,寫了長篇的研究文章,發表在《南開學報》二○○二年第二期,為打破古代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學研究的界線,做了個範本。羅先生的文章寫得深入透徹,體現出羅先生詩人的敏悟和思想的寬闊,在學界反響也很大。

  四,給羅先生添麻煩的兩件小事

  我們上研究生時,和我們同級的,只有兩位博士,都是羅門,曹萌和饒龍隼。本來,他們博士我們碩士,又不是一個專業,而且我們在十七號樓,他們在博士樓十九號樓,學習生活上沒什麼交集。可是,當年研究生和博士人都不多,同一個年級的,系裏從學生管理的角度,都編為一個班。我是我們這一級的男生班長,主要工作,就是在每個月固定時間,都要把系裏發下來的糧票三十二斤和助學金六七十元(給他們二位的是工資)給曹饒二位送去。所以,和他們二位,想不熟都難。因為他們平時都泡圖書館,所以經常是到飯點兒時到宿舍找他們。於是,他們也不得不經常熱情地留我吃點兒,聊天。聊天的主要內容之一,當然就是羅先生。聊羅先生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他們傾訴羅先生對他們的嚴厲之愛和愛之嚴厲,當然以後者為主。每當看到他們二位情緒低落、一臉窘相,就知道他們多半剛從羅先生那兒回來。他們二位當時已經時不時在正規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了,讓我們一班研究生仰慕。有一次,饒龍隼一邊煮着方便麪一邊嚴肅地對我説,他現在每寫一篇論文,主要考慮的不是寫什麼題目和在什麼刊物發表——這對他已經都不是問題了——他主要考慮的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有什麼突破和創新。當時聽得我兩眼發呆,感覺在學術上和人家的差距實在太大了。這讓我從另一個側面,對羅先生的教學有了一點兒瞭解,也進一步打消了繼續讀博士的念頭兒。

  因為羅先生是系主任,所以我有兩件事,給羅先生添過麻煩,幾十年來,每每想起,就讓我愧悔交加。

  兩件事都和文體活動有關。一件可稱之為“獎學金風波”。當時系裏具體負責獎學金評選的,是一位副書記。他平日分管學生日常管理,主抓學生宿舍衞生、學生黨員工作,還有參加校運動會等重要事項。那年評獎學金,他搞了創新,出了新規,不以發表論文為評選的唯一指標,而是把全校衞生宿舍評比結果和在校運動會的成績充分納入獎學金評選考量,並且佔最大權重。他抓宿舍衞生比較到位,要求全系每個女生宿舍,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宿舍鑰匙都要交他一把,理由很充分,是要隨時突擊檢查,方能看到每個宿舍衞生的真實情況——這個事兒是他在全體學生大會上鄭重其事宣佈的,而且已經付諸實施。他對學生宿舍衞生高度重視,非常認真,就此重要議題至少開過三次專題會議,召集全體研究生必須參加,每次一開就是整個兒一下午,他一個人連續訓話三個半小時。

  響應領導號召,我和老田、老孫的宿舍,在全校衞生大評比中,被評上全校優秀衞生宿舍——這當然主要歸功於老田啦,他特別愛乾淨。

  那年研究生中期評選剛完。我們這一級的嚴國榮,是郝先生的研究生,本年級男同學中唯一的黨員,品學兼優,中期評選中被評為本年級唯一的優秀研究生,且有一篇公開發表的學術文章。我呢,本科三年級時的學年論文,經過三年多修改,中間輾轉投了好幾家期刊,還驚動過寧宗一先生和姜東賦先生幫着推薦。最後是我自己徑直愣投給《南開大學學報》,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發了出來,一萬字,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五期全文轉載。不巧的是,在這期間,在《四川大學學報》一九九二年第四期(當年的川大學報是季刊)也發了一篇,也將近一萬字。又附葉嘉瑩先生驥尾,在香港一個學術集刊上發了一篇短文。這下壞了!當時一個二十出頭兒的小青年,不免就有點兒膨脹,自我感覺有點兒不得了了。

  可獎學金結果一公佈,老嚴和我都是三等。得一等獎的是一位女生,憑其在校運動會上二百米和四百米田徑賽的優異成績,給中文系爭了光。

  我們對這位女同學,沒有任何一點兒個人恩怨。我們也都贊同在全校運動會上取得優異成績,那的確是為中文系爭了光,相當於在南開的奧運會上拿了金牌,非常光榮,足以使我們傲視哲學系、歷史系,很了不起,值得我們學習。可問題是,中文系畢竟不是體育系和家政系,堂堂南開要培養的到底是學者呢還是酒店服務員?掃地擦桌子、鋪牀疊被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的培養和訓練,我們都在小學三年級勝利完成了,在研究生階段對此再如此鄭重地考查評比,我們不禁要問,目的是什麼,理由何在呢?

  我們倆一方面不太服氣,一方面覺得有些尷尬,而且把我們兩個人的這份兒尷尬,誤以為是中文系和整個南開大學的尷尬。於是我們寫了書面材料,向學校、研究生院和系裏反映。校黨委和研究生院很快都給系裏來電話,詢問情況,讓系裏處理。這下動靜兒大了。這不就給羅先生添了麻煩嘛!他那麼忙,時間那麼寶貴,但不得不抽出時間來過問和處理此事。

  那天下午,我們被叫到系裏,向幾位領導陳述情況。羅先生坐中間,系黨委書記鄧宗榮、副系主任陳洪和辦公室主任李瑞山坐在兩邊。當我們講到副書記把每個女生宿舍的鑰匙都收了一把到他那兒的時候,羅先生一聽就急了,扭頭兒對鄧宗榮講:“老鄧,這不得了不得了啊!真是荒唐!要趕緊處理,不然這要出事情的呀!”——您看,不能不佩服羅先生有先見之明。

  總之,在羅先生親自過問下,獎學金評選結果最後有所調整。

  ——過後想想,自己當年是多麼年輕幼稚,輕浮狂妄。自己那麼一點兒與草木同朽的東西,有什麼可值得那麼認真的呢?真是愧悔難以言表。一晃二十七八年過去,現在回想,真是恍如隔世,卻又近在眼前。老嚴十五年前就已成古人,郝先生二○一四年一月過世。我們研究生同宿舍的另一位同學老孫,前年也隨老嚴去了天堂。想想,怎不讓人唏噓茫然。

  第二件事,也和文體活動有關。大學期間,學生文體活動比較豐富。我主要鑽研圍棋、橋牌,在本科時,參加過校棋牌社,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們請國手馬曉春來南開,我還採訪過馬國手。應該説,休息娛樂,都是正當的,而且,在緊張枯燥的學習間歇,偶爾休息娛樂一下,也是有益的。但凡事都要有個度。學生的主要任務,還是讀書。——話説某日下午,我們幾個“橋友”約好打橋牌,剛支好桌子,發完牌,開始叫牌,一草花強開叫——這時,有同學跑來報信兒,説羅先生正帶人從系裏過來,要檢查宿舍,就是查打牌的,大概十多分鐘就到。我們雖是橋牌,但也是玩耍,畢竟沒有在讀《文心雕龍》《管錐編》,讓羅先生看見,總歸不好。我們又緊張又羞愧,趕緊收起撲克,鎖上房門,迅速從五樓轉移到三樓,借數學系同學的一個宿舍,繼續比賽。——於是,那次就讓羅先生撲了個空。

  過後想來,也許那次讓羅先生逮住我們,倒是件好事兒,可以當面接受一次教訓,治一治我們貪玩兒的毛病。要知道,那年羅先生已經六十多歲了,為了這麼一件事兒,帶着一班老師,專門大老遠跑來,爬了五層樓來找我們,不過就是想督促我們好好用功學習,那不是為了我們好嘛!後來年紀大了,懂點兒事兒了,真是愧悔不已。

  五,二十九年前的採訪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光明日報》每天只有四個版,在二版下邊有個專欄,叫做“學者答問錄”,是光明日報評論部辦的。採訪的都是梁漱溟、馮友蘭、季羨林這個量級的學者,也有當時活躍的、已經有全國性影響的中青年學者。這個欄目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家嚴當年自費訂《光明日報》訂了多年。所以,當時在報紙上就看到這些文章,一篇一篇剪下來,裝訂成冊,反覆學習。後來,我在《南開週報》也寫了一個專欄叫“學者訪談錄”,就是向《光明日報》學習,向“學者答問錄”致敬。而這個欄目真正採訪的第一篇,就是訪羅先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報紙的天下。《南開週報》是南開大學校報,四個版,學校的重要信息,通知,上面都有。還有專版和副刊,內容豐富,非常正規。雖説在校內發行,但發行量驚人,每期高達五千餘份兒,全校每位教師、每個學生宿舍都有一份兒。而且當年全國各大高校之間,校報互相交流贈送,所以,《南開週報》的實際影響是超出南開園的。《南開週報》的地位,劉曉博有個比較形象的説法,叫做“南開的《人民日報》”。

  一九九○年秋,老胡到《南開週報》工作,我開始投稿,就和編輯部的老師們熟了。大家聊起來,想在報紙上搞搞新意思,就都説《光明日報》“學者答問錄”辦得好,有特色,我們也辦一個。楊光偉老師説,這個欄目就放我這個版面上吧。楊老師曾做過楊石先老校長的祕書,有眼光。結果湊巧,一九九一年,我先採訪了葉嘉瑩先生,就作為這個欄目的開篇。但寫葉先生這篇,並不是對話體。楊老師説,不是對話體也沒關係,從下一篇開始,都來對話就行了。大家商定,先把南開文科各個系的系主任採訪一遍再説。第一位,就是羅先生。

  羅先生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是一九九一年初版,我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去到羅先生家採訪的。羅先生對這個採訪還比較重視,我提前和他説過後,他認真準備了,後來又給我提供了一些文字資料。初稿寫好後,我拿給羅先生過目,他一字一句改過,所以,發表的文本是經過他本人認可的。因為趕上寒假,所以文章發表出來,就到了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題目是《批評史研究的新格局——訪羅宗強教授》,我用的是筆名李庸。

  此文不長,距今已二十八九年,錄於此,可作為學術史的一點兒資料,也作為對羅先生的一個紀念。

  李:羅先生,批評史專業目前在全國有四個博士點、六位博士生導師,請您談談各家的情況。

  羅:復旦大學的那個點創立最早。最先是郭紹虞先生,他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是這方面較早的著作。五十年代有劉大傑先生。現在的兩位博士生導師是王運熙、顧易生兩位先生。他們的方法基本屬於傳統的,而華東師範大學王元化先生的那個點則側重理論研究。四川大學還有楊明照先生的一個博士點。再有就是我們這裏,王達津先生和我了。四個點的導師年齡都偏大,如何儘快帶起年輕人是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們這裏稍好一點兒,但是也有一個承接的問題。

  李:南開的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對於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發展有什麼意義呢?

  羅:這是我們的特色,這方面我們是全國第一家。我們的路子目前已得到學術界的承認。許結的《漢代文學思想史》、四川師範大學詹杭倫的《金代文學思想史》基本都是沿着這條路搞的。

  我們自己的計劃擬寫七卷。除了我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李瑞山的《近代文學思想史》,還有張毅的博士論文《兩宋文學思想史》,將由中華書局出版。剩下的還有周秦兩漢、金元和明清部分。原想一九九三年完成,看來很困難。

  李:在《兩宋文學思想史》的序言中,您談到文學思想史應該和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有所區分——

  羅:如果一部文學思想史寫出來讓人感到它是一部文學史,那便是它的失敗。文學思想史要描述的,是文學思想的發展脈絡,也就不同於文學史對文學的史的描述,它只注意文學現象中那些反映出新的文學思想傾向的部分。文學理論批評史只研究文學理論與批評,文學思想史則不僅要研究文學理論批評中所反映的文學思想,而且要研究文學創作實際中所反映的文學思想傾向,它的研究對象與文學理論批評史是有區別的,應視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

  李:您今年出版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在學術界反響很大。看了您的這部著作,我個人以為它是在更高的層次上歷史地考察了魏晉幾百年間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羅:這本書在港、台地區反應也還可以,我聽到一些。也有人給我寄書評,不過他們大多從歷史角度評價,而不是從文學角度。

  李:傅璇琮先生在這本書的序中,稱這部著作拓寬了古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格局,深化了研究思路,您對此有什麼想法?

  羅:從士人心態的變化考察魏晉文學的新思想潮流,是我五年前動手寫《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時就有的想法。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作家這個中介是離不了的。而作家的心態、人生價值觀、審美觀念等等,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大變動的歷史段落,魏晉是一個,晚明,還有五四時期,文學思想的變動在文學上的表現十分強烈,也最值得研究。研究這些時期的士人心態,就有可能打通文史,打通文學思想史和文學史。現代學科的發展,分化越細密,綜合性越強,研究一個問題越要做多方面的考察。

  李:今年六月份,您在新加坡的國際漢學會議上,做了《中國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回顧》的報告。您認為可以在古文論領域,用歷史還原的辦法來尋求一種古今的銜接點,這種銜接點是不是也是一種時代的銜接點、文史的銜接點?

  羅:歷史還原當然不是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全部,但如果對古文論的歷史原貌有細密的謹嚴的研究,那麼探討規律、論證是非,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據。而且,如果以現代思維的嚴密性做好了這一工作,古文論的理論體系,它的特點,大概也就可能顯現,今與古的關係問題,或者也就可能解決了。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同志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一是較高的理論素養,二是深厚的國學基礎,這樣才能既掌握材料基礎,又能從理論高度做出闡釋與評估。

  此篇之後,我按計劃,又相繼採訪了社會學系劉珺珺,美國所楊生茂,外文系常耀信,政治學系朱光磊,歷史系朱鳳瀚、常建華,等等,加上採訪葉先生和羅先生的,總共八篇,算是一個小系列。

  六,後來

  後來我從南開畢業到了光明日報社,再後來從記者部轉到中華讀書報。這期間,和南開老師仍保持來往,加上工作關係,有的來往還比較密切,他們對我仍幫助有加。和羅先生的關係,在南開的老師中,並不是最密切的。但因為和羅先生的幾位博士碩士都比較熟,所以,對羅先生的情況一直都關注和了解,和羅先生也保持着一定聯繫。羅門弟子,不管是我的同學輩還是我的老師輩,都人人精進,在學術上多有建樹,讓人佩服。

  二○○二年二月二十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心態研究——古代文學史研究的新領域》,提到羅先生。這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羅先生給我寫來一封信,提到《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將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再版,同時寄來新版後記,想在《中華讀書報》發表。我當然很高興。羅先生信中就提到剛才那篇文章,指出文中有的觀點不妥。另外,對某高校文學院在報紙上登整版宣傳文章,他表示,“就弟所知,學術界於此反映並不好,以為有炒作之嫌”,認為這對被宣傳的單位“實起到相反之作用”。信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的,我看完信馬上給羅先生回了電話。十二月二日,我又收到羅先生第二封信和新修訂的文稿,讓我用“正稿”。這篇再版後記題為《關於士人心態研究》,我排在當期十二月四號我那個版的頭條發表了。不管怎麼説,羅先生和《中華讀書報》也是有緣份的。

  羅宗強先生致本文作者信

  再後來,二○○九年八月,在首都師範大學給羅先生開了個會,那年六月,《羅宗強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也由中華書局出版。那次會我去了,兩次單獨見了羅先生,是分別陪着兩位羅先生的研究生汪春泓和楊東林去的。我還專門請侯藝兵先生參會,給羅先生拍了照片。

  這幾年回南開,都沒有去看羅先生。我想,沒有什麼具體事兒,去了,徒然打擾老人,沒什麼意義。

  幾天前,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得知羅先生過世,心裏很難過。此前一個月,羅先生的同班同學,也是大學者的雷聲宏先生在北京過世,享年八十九歲。但因為雷先生一般南開人都不熟,他的聲名也不如羅先生,所以沒有得到什麼鮮花和祈禱,即使只是網絡虛擬的鮮花也很少。對我而言,這一個月來則是雙份兒的悲訊。於是就想寫點兒東西,五一假期這幾天沒幹別的,結果拉拉雜雜,就寫長了。

  七,無題

  去年,南開大學建校一百年,我寫了篇文章,在《中華讀書報》發表,把南開學人大致分了八代。文中提到,羅先生作為第三代南開學者的傑出代表,在學術上開疆拓土,開宗立派,是有大成就的。就其學術成就本身而言,已有許多學者撰文做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討,如傅璇琮先生,還有蔣寅、盧盛江、張毅、左東嶺諸位先生,他們都是真懂羅先生學問的,這方面,讀他們的文章就可以了。

  限於篇幅,我只想從另一個方面再説兩句。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五十年代上大學的這一代學者,他們的經歷,非常奇特,學術上,也有許多值得研究總結的方面,值得我們靜下心來,研究一番。羅先生在青年時,鑽研康德,打下了理論功底,加上幾十年的史料功夫和出眾的審美感受力,三者湊泊於一身,這在當代學者中已經很罕見了。最後,羅先生真正是把人生和學問打通,把人生學問提高到一個新境界。在當世,羅先生是為數極少的那一類學者,他的實際成就遠遠大於他的世俗名聲。

  沒有經歷苦難,談什麼風流;沒有幾十年苦功夫,鼓搗出來的都是假學問;而沒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真切的體悟,隔靴搔癢、鸚鵡學舌,那種所謂成果,自然會與草木同朽。如果説羅先生留給我們後輩有什麼啓示,這應該算是一點吧。

編輯:韋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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